在探讨战争形态的演进中，生物战风险是否会成为未来冲突的新常态，我们首先需要回顾历史，审视生物战在人类历史中的角色。生物战，顾名思义，是通过使用生物制剂或生物武器，有意造成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的疾病或死亡，以此作为战争手段的行为。这种战术在古代战争中已有先例，例如，历史上著名的“黑死病”瘟疫，尽管并非出于军事目的，但其对中世纪欧洲社会的影响，间接显示了生物武器的潜在破坏力。
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，生物战往往是偶然或不经意的行为。例如，在14世纪，蒙古军队在围攻卡法（现今的费奥多西亚）时，将死于瘟疫的士兵尸体用投石机投向城中，试图以此削弱敌军的力量。这一事件是否直接导致了黑死病的传播尚无定论，但它反映出当时的战争形态中，生物战作为一种战略手段的可能性。
随着科技的发展，特别是在20世纪，生物战成为一种更加有意识和有目的的军事手段。例如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731部队，进行了广泛的生物武器研究，并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了人体实验，造成了大量的无辜平民死亡。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，也揭示了生物战在现代战争中的残酷现实。
尽管国际社会对生物战的禁止和控制做出了努力，如1972年签署的《生物及毒性武器公约》（BTWC）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生物战风险并未完全消除。在未来的冲突中，生物战的风险仍然存在，尤其是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首先，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得开发新的生物制剂变得更加容易，这可能使得某些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能够秘密地发展生物武器。其次，全球化的发展增加了生物病原体的传播风险，全球性的疾病大流行可能被用作战争的手段。最后，随着生物信息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，生物数据的安全性成为一个新的挑战，网络攻击可能导致生物信息泄露，从而影响生物武器的研发和使用。
综上所述，尽管生物战在历史上曾被使用，并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但随着国际法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生物战的风险在现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。然而，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，生物战风险并未完全消除，未来仍有成为冲突新常态的可能。因此，国际社会需要持续关注生物技术的双重用途，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武器控制的国际合作，以防止生物战成为未来冲突的新常态。
